肖桂云

中國電影120年的發展史，是一部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宏大敘事。一代代電影人，自覺地將創作融入國家發展的洪流，用影像“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夯實劇本細節，生動刻畫人物命運，營造真實的歷史氛圍……將藝術的“根”深扎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將影片的“魂”熔鑄于時代的需求，我們的作品才擁有了生命力和震撼力。

回憶我和李前寬的創作歷程，從農村題材的《田野又是青紗帳》到兒童片《星海》，從戲曲電影《包公賠情》到工業題材的《世紀之夢》，從反映國民黨戰犯改造的《決戰之后》到重大歷史題材的《重慶談判》《七七事變》《開國大典》……無論是聚焦現實生活，還是再現歷史風云，我們始終秉持一個創作理念：電影的“根”，就是生我養我的民族文化和人民生活的豐厚土壤；電影的“魂”，就是通過光影藝術展現的民族精神與時代氣象。

拍攝《開國大典》，如同攀登一座高山。看到《開國大典》的劇本，強烈的創作沖動和一定能拍好的決心，幾乎同時涌上心頭。影片在中南海頤年堂實景開機，6個月奮戰，輾轉全國12個省市，動用15萬人次群眾演員，請來138位演員。但我們始終滿懷激情、迎難而上，讓所有的不可能變成可能，把潛能發揮到極致。這是真摯感情的積累，是壯闊歷史給予我們的自信。拍好一部影片，創作者必須對所反映的題材有強烈的創作沖動和充沛的激情。當你面對的創作題材與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命運連在一起時，你的情感和思想怎么可以游離于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之外呢？

精品力作，必然是深刻思想與真摯情感的有機統一。沒有思想的導演絕不可能成為一個藝術家。拍攝《重慶談判》時，我們不僅要準確把握那段歷史的脈絡與精神實質，這是其“理”；更要傾注心血去呈現歷史人物在特定歷史關頭復雜的內心世界和情感波瀾，這是其“情”。重慶是山城，老建筑是黑瓦房，我們抓住特點，把飛行在黑瓦房屋頂上的白鴿，適當地加在全片重要節點，寓意人們對和平的期盼與呼喚，使其具有詩情畫意。從火熱現實和厚重歷史中汲取養分，作品既有理論的筋骨，又能充滿生活的溫度和人文的關懷，凸顯藝術的魅力。

走過120年的風雨歷程，中國電影積淀了深厚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的創作經驗。傳統是我們創新的基石和源泉，我們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工作。我們心懷敬畏，必須堅守電影為人民的初心，守住對藝術質量的精益求精，守住我們民族文化中的美學精神。電影藝術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創新的前提是要守正。越是重大歷史題材的影片，越要有藝術性。尊重史實，做到“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人物鮮活，細節感人，別出心裁，歷史故事在銀幕上才能煥發新的光彩，才能吸引和感染觀眾。

《決戰之后》中的人物，固然可以在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中尋獲，但我們仍去查看檔案、采訪北京的戰犯管理所所長，最終決定在影片中重點呈現杜聿明的“心悅誠服”。影片中，所長告訴杜聿明所寫的材料并不全面。杜聿明強硬地說：“我全交代了，該說的全說了，沒有遺漏。”所長說：“昆侖關那場戰役你沒說。歷史缺少哪一面都是不完整的。”昆侖關戰役，是杜聿明在抗日戰爭中的一場非常有影響的攻堅戰役，由于指揮得當，這場戰役取得了中國軍隊對日軍攻堅作戰的首次重大勝利。這句話認可了杜聿明的功績，戳中了他的心窩，這種處理折射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胸懷與光輝。每每看到這里，我都心生感動。

站在中國電影120周年的歷史節點，我們深情回望光輝的足跡，滿懷信心地展望未來的征程。電影之路從無坦途，充滿了挑戰與艱辛，但也充滿創作的喜悅與奉獻的價值。我們這一代人，見證了、參與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的未來寄托在年輕人身上。希望年輕人珍惜偉大的時代，大膽地運用智慧和才華，用光影書寫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將民族精神的火炬更高地擎起，傳向更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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