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智庫的知識服務能力由七種能力構成，分別為政策研究能力、組織管理能力、溝通激勵能力、決策咨詢能力、研究成果影響力、知識傳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它們可以保障黨政智庫內部知識生產與管理的有效運作，實現黨政智庫咨政建言、社會服務、輿論引導和公共外交的核心功能。

黨政智庫是指通過立法或者行政組織條例組建的存在于黨政機關內部，為各級領導提供決策服務的咨詢機構，在黨政機關內部發揮決策“內腦”的職能。黨政智庫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與決策者有著更密切的聯系，其資源優勢明顯，成果報送渠道也更通暢，對國家治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能夠產生重大影響。目前，我國一些黨政機關在政策制定和決策方面存在滯后現象，被動式應急管理開始顯現弊端，前瞻意識有待加強，而黨政智庫之間又缺乏信息共享機制，在咨政輔政能力、牽引帶動作用、管理制度創新等方面與黨政機關的決策要求存在差距。為了盡快解決這些問題，我國黨政智庫要明確其功能定位，承擔起咨政獻策的責任，通過提升自身的知識服務能力，多建睿智之言，多獻務實之策。

關注利益相關者訴求

黨政智庫的知識服務能力是指其面向黨政機關的知識服務需求，通過有效組織智庫的內外部資源，進行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轉化或轉移，為黨政機關提供政策建議或者決策咨詢服務的能力。在輔助黨政機關制定政策和決策過程中，黨政智庫一定要關注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因為其知識服務活動涉及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協調與配合。利益相關者是指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受組織實現目標過程影響的所有個體和群體。我國黨政智庫的利益相關者可以分為內外部兩類：內部利益相關者屬于核心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黨政智庫內部的研究人員、行政人員和領導干部，他們需要具備相應的政策研究能力、組織管理能力和溝通激勵能力；外部利益相關者屬于黨政智庫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和邊緣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黨政機關、社會公眾、大眾媒體、其他智庫、具有智庫功能的知識服務組織和社會團體，它們需要具備相應的決策能力、認知能力、傳播能力和協作能力。

為了滿足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知識服務需求，黨政智庫應具備相應的決策咨詢能力、研究成果影響力、知識傳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因此，黨政智庫的知識服務能力由七種能力構成，分別為政策研究能力、組織管理能力、溝通激勵能力、決策咨詢能力、研究成果影響力、知識傳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其中，政策研究能力、組織管理能力和溝通激勵能力可以保障黨政智庫內部知識生產與管理的有效運作，促進知識服務成果的高效產出，發揮知識創新潛能，實現知識服務目標。決策咨詢能力、研究成果影響力、知識傳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可以實現黨政智庫咨政建言、社會服務、輿論引導和公共外交的核心功能，即通過創新的決策咨詢方案與建議、高質量的知識成果、多樣化的知識傳播和密切的交流合作為外部利益相關者提供高水平的知識服務。

回應新時代政策研究任務

近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支持與推動下，我國黨政智庫健康有序發展，實力穩健提升，知識服務能力不斷加強，但仍有進步空間。從利益相關者視角分析，我國黨政智庫的知識服務能力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大多數黨政智庫的政策研究主要依賴專家判斷，即過濾性地選擇支持自身觀點的“證據”，且欠缺運用新興技術進行數據挖掘和分析的能力，難以滿足大數據時代政策研究的精準化需求。第二，黨政智庫基本沿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管理體制，研究的自主獨立性不強，難以適應新時代復雜多變的決策環境。第三，大多數黨政智庫通過座談會、論壇、通知公告等渠道進行信息溝通，但由于管理體制等因素的限制，沒有制定明確的激勵措施，難以激發智庫專家的活力和創造力。第四，大多數黨政智庫通常采用理論闡釋和案例分析開展應對性和應急性研究，較少關注前瞻性和前沿性研究，難以滿足黨政機關對預見性、導向性、戰略性決策的咨詢需求，且這類需求正在不斷增長。第五，大多數黨政智庫的研究成果通常以時政評論、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專著等形式發布，但與其他類型的智庫相比，其研究成果的信息透明度較低，部分研究報告、學術論文等不能提供全文或無法全文下載，難以讓社會公眾廣泛了解其思想成果。第六，官方網站是黨政智庫知識傳播的主要渠道，期刊雜志是其知識傳播的主要載體。但是，黨政智庫不夠重視應用網絡化新媒體平臺進行知識傳播，社會公眾對其關注度也嚴重不足。第七，盡管大多數黨政智庫都下設國際研究與合作部門，并積極舉辦或參與國內外交流活動，但中外智庫合作研究較少，在國際交流中更關注歐美國家的智庫，與發展中國家的智庫互動較少且黨政智庫間進行合作的分支研究機構數量較少，未形成廣泛的交流合作網絡。

提升知識服務供給水平

針對當前我國黨政智庫知識服務能力存在的問題，筆者提出以下策略。

借助新興技術手段，賦能政策研究方法。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國黨政智庫應當借助這些新興技術賦能政策研究方法，挖掘分析海量數據，迅速萃取有效信息，拓展政策研究問題的可及性，提高政策研究成果的精準度，提升大數據環境下的政策研究能力。比如，采用移動調查等數據收集方法遠程實時接收信息，使黨政智庫的政策研究成果更具有說服力、更可靠；利用社交媒體等新數據源，使黨政智庫的政策研究問題涉及更廣泛的人群；應用網絡爬蟲和自然語言處理等數據收集與處理工具，使黨政智庫能夠快速、準確、廣泛地覆蓋政策研究議題；使用機器學習等預測分析工具，加快黨政智庫的政策研究進程；運用仿真模擬等計算機仿真技術，提供最佳的政策咨詢方案。

建立有效的知識管理機制，保障智庫工作高效運行。我國黨政智庫應當建立有效的內部知識管理機制，確保從研究議題選擇、知識準備，到知識生產、成果產出等一系列知識服務流程高效運行。同時，以深化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改革，提升知識服務能力。比如，采用矩陣結構或項目團隊，推進行政管理與科研管理合理分工，明確行政管理人員的職責范圍和工作任務，為重大政策研究任務提供服務保障；建立知識管理系統，利用智庫智力資本，促進知識共享和知識創新，為開展政策研究提供知識支撐。

采取多種激勵措施，激活智庫專家活力。我國黨政智庫應當建立以人為本的制度環境，采取各種利于智庫成果產出與轉化的激勵措施，激活智庫內部的組織活力，讓智庫專家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創新潛能，推動黨政智庫面向思想市場需求的創新發展。比如，授予各種榮譽勛章，以表彰激勵為國家和國際社會作出突出貢獻的智庫研究人員或研究團隊；設立各種獎金，以激勵智庫專家產出創新性研究成果，如英國皇家聯合服務研究所（RUSI）每年頒發惠靈頓公爵軍史勛章（The Duke Of Wellington Medal for Military History），以表彰年度最佳軍事歷史寫作的智庫人員；每年評選特倫奇·加斯科因論文獎（Trench Gascoigne Essay Prize），以獎勵年度原創性強論文的智庫專家。

關注前沿熱點問題，提高決策咨詢水平。我國黨政智庫應當針對各種復雜且動態多變的決策環境，開展前瞻性和戰略性的政策研究，提高決策咨詢水平，提升黨政機關的決策效率以及公共事件應急能力。比如，通過數據監測和社會公眾反饋預測前沿問題，開展前瞻性政策研究；根據公共突發事件，設立熱點版塊，進行對策性戰略研究，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解決方案等。

公開發布研究成果，擴大智庫影響力。我國黨政智庫應當不斷提高研究成果的公開程度和可獲取便利程度，使社會公眾切實了解與利用智庫的思想成果，從而擴大其影響力。比如，聘請專人或專設機構對研究成果進行定期發布；利用在線可視化技術，實時、動態展示研究成果；對于不涉密的研究成果，提供全文下載；建立專業或綜合數據庫，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政策信息服務。

應用新媒體平臺，增強智庫品牌效應。我國黨政智庫應當應用新媒體平臺傳播知識，引導輿論宣傳，將智庫的思想產品及時、廣泛地傳播給社會，提高社會關注度，增強智庫品牌效應。比如，開設并完善黨政智庫自有的微信公眾號、手機應用軟件、官方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制作政策解讀和專家觀點等視頻內容，并將其發布于抖音、快手等熱門短視頻平臺。

繼續堅持合作理念，攜手共建交流平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黨政智庫應當繼續堅持開放、協作、共享的合作理念，通過共建共享交流平臺，就重大問題、重要領域開展合作研究。比如，設立重大課題專項資金開展國際合作研究項目，例如，日本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在2020年設立了“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國家新冠肺炎疫情”專項資金。該專項資金用于開展國際合作項目，已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方案。如與盧森堡大學和美國普渡大學的專家合作，共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對人的交通出行影響”；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智庫的互動，如作為絲路智庫國際網絡的成員，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IFES RAS）與中國、越南、印度等多國的近40個研究機構保持著國際研究合作關系；在國內外重點地區增設智庫合作的分支研究機構，拓展智庫的國際合作研究網絡，如美國東西方中心（EWC）建立了一個由65000多名校友和1100多個合作伙伴組成的全球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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