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草原、胡馬、原鄉，這些詞匯蕩漾出的意境是席慕蓉淚腺的開關，只要稍一碰觸，優雅端然的席慕蓉就會哽咽、流淚，她為此請記者原諒她的“失態”，“我這幾年其實已經好了許多，可以控制自己，我和內心里的那個自己已經和解了。”
1982年，席慕蓉寫下了詩歌《鄉愁》：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故鄉的面貌卻是一種模糊的悵惘／仿佛霧里的揮手別離／離別后／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永不老去……1989年，席慕蓉第一次踏上返鄉之路，從此，她身體里關于家鄉的基因被激活，作品再也離不開家鄉，只是，她的憂愁已經一步步演化，她從尋找母土的孤獨迷惘中走出，開始將關注力擴展到了整個游牧文化。
席慕蓉新作《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流動的月光》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10月23日，剛在南開大學參加完葉嘉瑩執教70年紀念活動的席慕蓉來到北京，72歲的席慕蓉如同她的詩一樣澄澈溫和，自稱非文學中人的席慕蓉幸運于自己的詩能被讀者接受，在她看來，有了人類就有了詩歌，讀詩、寫詩是每個人生命的本能。而對她個人而言，生命中最大的幸運是讓她在中年遇到了原鄉。
詩是幫助我們度過患難的力量
席慕蓉說自己很幸運，因為窮其一生，也不能見完所有喜歡她的讀者，“可是我的生命卻因此始終被溫暖的海洋包圍，他們對我充滿善意，鼓勵著我。我的詩很簡單，但是很真誠，寫的都是自己想說的，可是想一想，世界上哪一位詩人不是在真誠地寫作呢？所以我只能說自己是幸運的，讀者接受了我，自己何德何能，有這么好的‘讀者緣’”。
葉嘉瑩關于詩的一句話，席慕蓉認為可以讓每一位喜歡讀詩、寫詩的人拿來當做靠山，這句話就是“讀詩、寫詩是每個人生命的本能。”席慕蓉自己本人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席慕蓉學生時期的專業是畫畫，教授的課程也是油畫，寫詩原本是她自己內心的表達，這一個體事件卻讓她成為了著名的“詩人”。
席慕蓉1943年出生于四川，原籍內蒙古察哈爾盟明安旗，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她的蒙古名字為穆倫席連勃，意思是浩蕩的大江河，“慕蓉”即“穆倫”的漢字譯音。席慕蓉幼時隨父母顛沛流離，5歲時到了香港上小學。盡管時間已經過去了60多年，但席慕蓉回憶起來，臉上仍是一副幸福滿足的表情，她說自己終于在一個地方上了五年學，她努力學習粵語，并交到了“好友死黨”，這讓席慕蓉的幼小心靈覺得好快樂，但她10歲時又繼續漂泊，跟父母到了臺灣，考上了初二的插班生，“我記得自己站在教室前面的窘迫，同學們早已經相熟，他們不需要和我做朋友，我那時以為是我不招人喜歡，后來補習老師送了我一本日記本，那個日記本是我在臺灣交下的最早的朋友。”
詩是席慕蓉和這個好朋友交流的方式，她開始在這個日記本上傾訴心聲，正如她在近期詩作《時光刺繡》中所說：“任何時空詩都是絕望的，然則，于我而言，詩是一切的完成，是年少時何等珍貴的撫慰與魅惑……”席慕蓉開始寫詩只是因為無處訴說，“現在有人可能認為詩比較沒用，比較無聊，癡迷于詩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是詩是幫助我們度過患難的力量。”
席慕蓉慶幸多年來自己所有的日記本都被完好保留：“很多人奇怪我怎么寫的第一首詩都記得，這要感謝我的母親，我去歐洲讀書時，母親說：‘把你舍不得又無法帶的東西放在家里，我來幫你保留’，我在歐洲待了6年，回來時，母親給我一個書籃，里面放著我早年的幾本日記。我能明白母親為什么會幫我們幾個孩子保管，因為她早年的日記本，她前半生的青春都在戰亂中丟了，丟在了流離顛沛的路上，所以，她不要孩子再留下憾恨。”
在今日中國的大地上，似乎詩歌已經沉寂，但是，席慕蓉卻并不為此憂慮，她認為詩歌從未離開過，“在遠古時期，人們圍坐在篝火旁，女薩滿向上天祈求的第一篇祈禱詞就是詩，所以說有人類就有詩，詩是土地上的青草。詩是這個時代的完成，古詩就是那些先人留給世間的痕跡，我們讀他們的詩，就是讓他們復活，讓他們的生命得以延續。詩歌是永遠存在的，詩是人們心聲的表達，在動蕩時代，詩歌總能流傳甚廣，因為它能讓你感受到共鳴，似乎說出了你的心聲，相對來說，平安時代，人的內心沒有受到那么大的壓抑，仿佛覺得詩歌沒有了存在的意義，但實際上，詩歌一直靜靜地存在，詩歌不是被邊緣化，詩在心里的安靜是永遠的。”
正因詩是自己內心的表達，席慕蓉表示，自己的詩無意“取悅”誰，“詩是寫給我自己看的，我絕對不要在詩的創作里做一個去巴結別人的人，我的詩不能被人利用，甚至不能被我自己利用，我個人認為，如果寫詩有種使命感，有目的性地寫，是寫不好的，詩是自己來找我的。”
鄉愁不是軟弱的力量
1989年之后，席慕蓉的人生軌跡發生了巨變，那霧般的鄉愁突然散開了：“很多朋友問我，為什么會轉彎開始寫蒙古族，而不再寫以前類似于《七里香》那樣思鄉的憂愁文字，對你們來說，我可能是轉了彎，但對我來說，這就是我的一條直路，人總是在往前走，我最大的幸運是在中年遇到了原鄉，我跟著生命的指引，走上了這條道路。”
之前的席慕蓉活在無根的煩惱中，她曾在詩中寫過一句：“在故鄉這座課堂里／我沒有學籍也沒有課本／只能是個遲來的旁聽生”。又說：“是的，對于故鄉而言，我來何遲！既不能出生在高原，又不通蒙古的語言和文字，在稽延了大半生之后，才開始戰戰兢兢地來做一個遲到的旁聽生。”
1989年，席慕蓉前往父親的故鄉，周圍的朋友說她是“還鄉”，但她當時卻說：“不是，我只是去父親的故鄉看看”，后來，席慕蓉發現自己錯了，“從北京西直門坐吉普車到張家口、張北，蒙古高原，一個高坡一段平路，就這樣開著，突然一大片草原，像海浪一樣，我覺得到了似曾相識的地方，在車里就一直叫，我好像走在自己的夢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似曾相識。”從那之后，席慕蓉開始在原鄉各地不斷行走，“每每在曠野深處，會遇見那些僥幸沒有受到污染與毀壞，平日難得一見的美景。在那個時候，我總是萬分貪婪地久久凝視，怎么也不舍得離開。覺得這些美景就是清澈的泉水，注入我等待已久瀕臨龜裂的靈魂，解我那焦灼的干渴。”
讓席慕蓉開心的是，對于自己這份莫名的、化解不開的濃厚鄉愁，居然有了科學的解釋。在《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的簡體版中有一篇后記，席慕蓉特意提及了這一發現：“2014年諾貝爾醫學獎由三位主攻腦神經科學的學者共同獲得，他們因為‘發現構成大腦定位系統的細胞’而獲此殊榮。評審委員會說，三位科學家的發現解答了哲學家數百年來的疑惑，讓世人了解哪些特定的細胞共同運作，執行復雜的認知工作，讓我們知道自己置身何處、找到方位、為下一次重回舊地儲存資訊。
席慕蓉記住了其中的“海馬回”這個科學名詞，也對自己在冥冥之中的鄉愁茅塞頓開，“在我腦中的這個海馬回，想必也還留存著那在久遠的時光里，我的祖先們世代累積著的空間記憶。這些記憶如此古老，卻又如此堅持，因而使得我在1989年的那個夏天不得不面對了一場認知的震撼。第一次置身于草原之上，于我當然是初見原鄉，可是，大腦深處的海馬回卻堅持這是生命本身的重臨舊地。在這里，我不是要附會什么前世今生的說法，我沒有這種感悟。我的重點，反而是慶幸終于找到了在生理學上可以支持的證據，證明我們一直錯認了鄉愁。”
席慕蓉感覺自己參與了一場連自己也不知曉的科學實驗。“作為實驗品，我的入選資格，只是因為我的命運。一個自小出生在外地的蒙古人，遠離族群，要到了大半生的歲月都已過去之后，才得到了來一探原鄉的機會。這實驗本身沒有什么嚴格的規范，就像一粒小石頭，被隨意丟進大海里那樣，在浮沉之間，完全是憑著自己的身體發膚上直覺的反應，憑著心魂里那沒有料到的堅持，憑著自我不斷地反省與詰問，竟然讓我感知到了一些線索，讓這一場長期的實驗終于有了意義。”
也因此，席慕蓉認為很多人錯認了鄉愁，鄉愁不只是一種情緒，不是軟弱的感傷，而是生命力和情緒的記憶，讓他們蘇醒重生，鄉愁是有生理根據的。
出了名的愛哭、好哭
5歲前的席慕蓉是一個純正的蒙古族孩子，“我會講蒙古話、唱蒙古歌，我記得在南京的家里，有同鄉來找父親，大人們就把我推出來，讓我唱歌，他們一邊抱著我，一邊夸我，一邊流眼淚，我當時很不明白，‘這些叔叔伯伯那么大，為什么還會哭？’”
席慕蓉沒想到，自己成為大人后，也是那么愛哭，她回憶自己多年前曾帶著一雙兒女去書店，在少兒讀物書架上，她看到唐朝詩人韋應物寫的“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就開始撲簌撲簌地掉眼淚，女兒覺得她這樣有些丟人，也很麻煩，“大家見的多是母親帶著哭泣的孩子走，很少看見女兒帶著哭泣的媽媽走的。”回憶到這里，席慕蓉的淚光中泛起笑意，“當時兒子很貼心，他看到姐姐把我看的書放回了書架，就拿下來跟我說：‘媽媽，我們今天就買這套書吧。’”
兒子貼心，很早就理解媽媽的“多愁善感”，但席慕蓉也為女兒辯解說：“不是說女兒不貼心，她很好。”席慕蓉透露女兒現在是一位鋼琴演奏家，“2005年5月，她在美國學習音樂，有一個晚上，她聽了圖瓦共和國合唱團的演出，唱的全是蒙古歌曲，隨后，她立刻就給我打電話說：‘媽媽，帶我去蒙古吧’，她說在那次的演奏中聽出了里面的孤獨、渴望，她說理解我了，8月份，我就帶她去了蒙古國。”從此以后，女兒的演奏跟以前也不同了，“她跟我說是蒙古的力量從她身邊出來了，讓她的音樂變得與眾不同。”
席慕蓉有些不好意思地說自己愛哭，在朋友圈中是出名的，有一次，她邀請蔣勛等朋友們一起去烏蘭巴托，蔣勛跟她說：“你答應我，到那里別總是哭，我就和你去。”不過，席慕蓉稱自己已經好多了，“以前覺得自己很失態，現在我跟自己已經講和了。”
盡管5歲后再沒說過蒙古話，可是在1989年第一次看到蒙古人時，席慕蓉只用幾句簡單的問候語，就讓對方毫無顧忌地接納了她，因為她的語氣中有母語的痕跡，故鄉的人能夠辨認出那種獨有的音色。
想跟曾經的那個少年道歉
回首自己的尋根之旅，席慕蓉說1989年時自己還只是嬰兒，希望能被故鄉接納，現在20多年過去了，她入學了，要努力學習、認真做功課，走萬里路，又讀萬卷書。她對蒙古文化在內的整個游牧文化充滿興趣，讀了十三世紀成書的歷史名著《蒙古秘史》，還有《最后的游牧帝國》《游牧民族的世界史》……慢慢地，她覺得已經“從自己的小小鄉愁里走出來，往周邊更大的范圍里去觀望去體會”，并且希望把接受到的訊息傳遞給內蒙古的孩子。
她的新作《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就是她歷時六年寫給一個想象中的、生活在內蒙古自治區里的蒙古少年的21封信，為了表達“一個老去的、從遠方回到故鄉的蒙古人的誠實心聲”。海日汗，是席慕蓉虛擬出來的蒙古孩子的“代名詞”，在蒙古語中的本意是山神所居之高山。對于寫信的目的，席慕蓉說：“他們正逐漸丟失自己民族傳統的土地、文化、價值觀、母語，他們正在迷失方向，這讓我心懷疼痛。”
而在現實中，席慕蓉確實也對一個孩子懷有深深的歉意，“十幾年前，我在給內蒙古孩子講座時，一個男孩跟我說，他們現在學習母語的環境很差，我當時就生氣了，我說：‘你在故鄉還抱怨，可是我在臺灣呢，我們在臺灣只能通過學習班的方式來學習蒙古語’，現在，我后悔這樣責備他，因為他們確實面臨著惡劣的母語環境，可是，我找不到這個孩子了，他現在應該也是30多歲的年輕人了，我想跟他說：‘席老師向你道歉，我當年說錯了’。”
20多年里，在草原上永無休止地游走，讓席慕蓉喜悅，但也伴隨著遺憾。一方面是自己對草原的不了解；另一方面則憂心于草原文化的衰落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現在很多人對蒙古、哈薩克、新疆地區乃至樓蘭的文化一無所知，覺得即便知道，也沒有什么用處。甚至一些蒙古族、哈薩克族的年輕人都這么想，讓人很痛心。一個民族最不能失去的是對于民族文化的認識與自信。”
提起這些，席慕蓉就不能再“理直氣和”，她說自己在草原上，居然看不到鷹，可是在她所居住的臺灣，還可以時常看到鷹在上空盤旋，“我問當地人為什么沒有鷹，他們說是因為除老鼠，結果老鼠死了，吃老鼠的鷹也死了。”席慕蓉認為，草原本身是一套完整的生態系統，牧民、牲畜、水草缺一不可，環保是建立在原有食物鏈的基礎之上。和諧、幸福的草原應該是沒有鐵絲網的，而草原發展與草原文化應當是相互依存的。
席慕蓉將整個世界比喻成人的身體，人為的、強制的割裂，只會造成對自身的損害，“民族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每個民族都應當理解其他民族的悲傷。蒙古族在歷史的長河中經歷了痛苦與磨難，漢族也是一樣，我們應該相互理解，共同發展。”
正在努力學習蒙語的席慕蓉說自己很羨慕能用母語寫作的人，這種堅守民族文化本色的精神是現代社會極為欠缺的。她也希望少數民族能夠很好地保護自己的母語，不要被那些短視的、唯利是圖的商人所影響，“我發現一些蒙古族歌曲的唱片中，只有第一段是用蒙語演唱的，第二段就變成了漢語，意境和味道完全改變了，如果擔心漢族人聽不懂，完全可以標明大概的意思，但沒有必要做這種直接的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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