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宣布，育兒補貼的申領正式全面開放，按年發放，對3周歲以下嬰幼兒按每孩每年3600元標準發放，可通過支付寶、微信和各省份政務服務平臺線上申領，也可線下申領。

申領政策發布后，短短數周內，就有多位新生兒父母在社交平臺發帖稱，他們剛填表申報沒幾天，就陸續接到詐騙電話，對方不僅能準確報出孩子的姓名、出生日期，甚至連申領金額都一清二楚。在層層誘導中，有人被騙走數千元。是誰泄露了他們的個人信息？

9月23日，廣東深圳的王女士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育兒補貼審核員”，并向王女士核對申領名字和金額。

王女士說：“他說現在已經審核下來了，但是發放有一些問題，讓我上支付寶跟客服核對一下金額，然后就可以給我發放。他看我沒有接他的話，就說出了我孩子的出生日期，還報了我的身份證號。”

王女士告訴記者，當時她就警覺到對方可能是詐騙電話，因為對方反復讓王女士登錄某平臺聯系客服。而且王女士一旦追問對方身份，對方便含糊其辭。

王女士說：“因為我是覺得作為國家統一發放的(補貼)，不會隨隨便便有一個人員讓你在線去操作申領，我覺得不太合理。他這個電話就是讓你在通話過程中一步步去操作，我就感覺有點像詐騙手段。”

王女士疑惑，9月16日她才通過官方指定平臺提交了申領材料，詐騙人員是從何處精準掌握了孩子的基本信息。

廣州的董女士也接到了類似的詐騙電話。

董女士表示，她在官方指定平臺提交申領資料后，大約過了一個多星期，就接到了詐騙電話，對方也是對董女士的家庭信息了如指掌，并通過話術誘導她到其他平臺下載軟件，輸入相關信息。

董女士說：“他還說你申請育兒補貼，如果沒有到賬的話，你到支付寶那里再點一次，讓我跟著他的步驟點，點到最后一步，其實那步是沒有的，他假意說是我的手機問題，讓我去下載另外的，不知道什么東西。其實我知道他是詐騙，因為我知道政府部門不可能會有這樣的電話，但我是覺得這種信息泄露真的很快，而且是一覽無遺。”

記者在社交平臺搜索關鍵詞“育兒補貼詐騙”，發現有不少網友講述接到詐騙電話的貼文，有留言稱自己被騙八千多元。記者注意到，根據多位網友留言上傳的詐騙電話截圖，這些電話號碼均以00852開頭，系統標記來自香港。

一位要求匿名的網絡電信安全專家李先生告訴記者，個人信息泄露已成全球性的社會問題，諸多環節都可能導致個人信息被泄露，目前很難判斷問題出在哪里。

李先生說：“因為數據的存儲分非常多的環節，你不知道具體是哪個環節泄露出去的，有可能是人為泄露出去，也有可能是系統安全漏洞的原因。想溯源去查非常困難。對我們普通人來講，實際上你的信息在黑客的數據庫里面是公開的。”

李先生總結說，凡是受損嚴重的受害者，均是被行騙者層層誘導下載安裝不明軟件，進入非官方平臺，輸入了銀行賬號和密碼。

李先生說：“一個非常關鍵的動作，他總是要欺騙你去訪問某一個網站，通過社交工具給你發一個鏈接，讓你去點，它那個界面你覺得好像很官方，但是很難分辨清楚。提示你去下載一個程序，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行為。”

有受害者稱，當時接到詐騙電話后，便按照對方要求，在手機瀏覽器輸入一串數字網址，并按照指引下載了兩款軟件，被引導進入一個“線上會議”，并發現手機上方有錄屏小紅點。

網絡電信安全專家李先生對此表示：“手機實際上是被別人遠程控制的，對方是可以遠程操作你的手機，在你手機上完成一切操作，網銀轉賬、消費去買什么莫名其妙的購物卡，這些都可以完成。你自己看不見你手機上發生了什么事，但他可以把你銀行卡里面資金轉走。”

李先生還告訴記者，從技術角度來說，雖然個人信息被泄露的風險很高，但只要不隨便安裝不明來源的軟件，不隨便掃二維碼，即使信息泄露也不會有什么實質影響。

李先生說：“因為他只是拿到你的信息，他并不能拿走你的錢，必須要在你的手機上，通過模擬進行一些轉賬業務、消費相關的操作，才能拿到這筆錢。如果沒有這一步，你即使信息泄露了，對你也沒有什么太大的影響。”

也有網絡安全技術人員對媒體表示，這類釣魚網站使用的注冊域名通常是非常規后綴，或直接使用IP地址，降低用戶警惕。網絡黑產中有現成的政府、銀行、電商網站模板，只需替換LOGO和文字，幾分鐘即可上線；甚至支持付費定制。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部門檢察官劉國敏表示，根據以往辦案經驗，個人信息泄露的源頭，追蹤的難度很大。

劉國敏說：“這些信息都是經過多手倒賣了，對源頭難以追蹤。這些電話號碼顯示是香港的，號碼地址都是可以改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香港過來的。其實有很多這種信息，它都會通過翻墻軟件賣給境外的賬號。”

劉國敏對記者表示，除了技術竊取，行業“內鬼”也是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主要來源。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懷勝也表示，公民信息泄露的渠道非常復雜，內部人員泄露是危害最大、最直接的泄露方式。

李懷勝說：“信息的流轉環節，涉及的相關存儲和處理的主體特別多，因此很難在一般性的泄露案件中第一時間查找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犯罪分子能夠得手，它既可能存在一些管理和技術方面的漏洞，也存在被害人自身意識不夠的問題。”

李懷勝還表示，網絡犯罪具有匿名化、跨地域的特點。犯罪分子使用虛擬貨幣交易、跳板服務器等技術，給公安機關的偵查和溯源帶來極大困難。當犯罪鏈條涉及多個地區甚至多個國家時，取證和司法協作程序復雜，取證周期也較長。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謝澍則表示，法律適用與技術迭代存在差距，犯罪行為更新快，而法律條文相對原則性，對新型手段的規制有時不夠及時。因此，治理公民信息泄露需要構建一個“法律、技術、管理、共治”四位一體的綜合體系。

謝澍說：“推動全鏈條打擊，司法機關應加強協作，追查上游數據竊取源頭與下游詐騙等犯罪，形成合力。關鍵在于協同共治，不僅要嚴格執法，還需壓實網絡平臺主體責任，加強技術反制，并提升公眾防范意識，共同筑牢信息安全的法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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