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

韓非

韓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約公元前280年），卒于秦王嬴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韓非為戰國七雄韓國公子（即國君之子），漢族，戰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省新鄭市）。韓非子原為韓國貴族，后為秦始皇賞識所用，最終遭到李斯等嫉妒他的才華，饞毀下獄而死。師從荀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道家、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子》是韓非子主要著作的輯錄，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萬字。里面的文章，風格嚴峻峭刻，干脆犀利，里面保存了豐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呈現韓非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功利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目的是為專制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霸道思想。韓非子主張君主集權，提出重賞罰，重農戰，反對儒、墨“法先王”（效法古代君王對國家的管理），主張變法改革。《史記》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可知當時秦王的重視。《韓非子》也是間接補遺史書對中國先秦時期史料不足的參考重要來源之一，著作中許多當代民間傳說和寓言故事也成為成語典故的出處。 

人物生平

關于韓非生平，因目前留存史料有限，未能清楚述之。韓非為韓國的宗室公子。在韓非的年代，韓國為戰國七雄中最弱小者。韓非有口吃之毛病。約前255年至前247年間，與同學李斯（后來為秦始皇丞相）一同拜儒家大師荀子門下學習“帝王之術”，李斯自覺才學不如韓非。韓非將自己的學說，追本溯源于道家黃老之術[1]，他對老子《道德經》有相當大的研究，著有《解老》、《喻老》等篇。約前247年至前234年間，韓非多次上書韓王游說，皆不為所用。《孤憤》、《五蠹》、《顯學》、《難言》等篇著于此時期。之后《韓非子》一書傳到秦國，書中《孤憤》、《五蠹》內容被秦王政佩服：“唉，寡人假如能夠見到這個作者，與他往來，就死而無憾了。”李斯說：“這是韓非寫的書啊。”便以戰爭為要脅，逼韓非出使秦國。韓非到秦國后，受到秦王政的欣賞，準備重用，李斯與姚賈怕秦王重用韓非，私下誣陷韓非，說韓非是韓國宗室公子，必定不會效忠秦國，勸秦王把韓非禁錮，又在獄中把韓非毒死。

人物評價

韓非子的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于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風格。韓非子還善于用大量淺顯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作為論證資料，說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體現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在他文章中出現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故事，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至今為人們廣泛運用。韓非著書之余時常登臨的孤憤臺尤存，位臨棠溪岸邊，原是一處高地，松柏銀杏蒼蒼。之后，孤憤臺漸漸之低小，鄉民們平素叫“孤墳攤兒”，考古和被盜均未發現萌基，專家考證應為“孤憤”臺，正好符合韓非“驅車勸諫韓玉不用”而閉門著書的歷史事實。韓非的《孤憤》、《五蠹》《說難》、《說林》、《從內儲》五書，十萬余言，字里行間，嘆世事之難，人生之難，閱盡天下，萬千感懷。

法家分三派（法、勢、術），韓非子統一三派。

韓非把臣、子、妻對君、父、夫的從屬關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順逆看成是天下治亂的"常道"。這就有了三"綱"的基本內容。加上韓非的"法"、"術"、"勢"的政治主張，便使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斗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遺著，并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約前281-前233），是戰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后世稱他為韓非子。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采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后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后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韓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紀，是戰國后期韓國的王族，善著書。

韓非子生活的時代，韓國國勢日益削弱，他出于愛國心，屢次上書韓國國王，建議變法，主張統治者應當以富國強兵為重要任務；但國王并沒有采納。于是，他根據歷史上治國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社會狀況，寫出了《五蠹》、《孤憤》、《內外儲說》、《說林》、《說難》等十余萬字的政治論文，輯為《韓非子》一書。他的這些論文在韓國不受重視，卻傳到當時的強國秦國，很受秦始皇的喜歡。秦始皇舉兵攻韓國，韓國國王派遣韓非出使秦國求和，秦始皇留下他準備重用，當時任秦國丞相的李斯是韓非子的同學，深知韓非子的才能高過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進讒言誣陷他。秦始皇聽信讒言，將韓非子投入監獄并毒死了他。　　韓非子的主要著作《韓非子》是先秦法家學說集大成者的著作。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余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復古”，韓非子的法家學說堅決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攻擊主張“仁愛”的儒家學說，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韓非子提倡君權神授，自秦以后，中國歷代封建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建立，韓非子的學說是頗有影響的。

韓非子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辟，推證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實屬罕見。《難言》、《說難》二篇，無微不至地揣摩所說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趨避投合，周密細致，無以復加。　　韓非子的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于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效果。韓非子還善于用大量淺顯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作為論證資料，說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體現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在他文章中出現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故事，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至今為人們廣泛運用。

封建專制

中央集權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形成，是時代需要的產物。戰國時代，封建諸侯已經建立了政權，并進行了改革。處于戰國中期的孟子雖有"定于一"的大一統思想，但那時諸侯割據，戰爭頻繁，旗鼓相當，誰也吞并不了誰，還沒有具備統一的條件，因此，不能提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來。只有到戰國晚期，秦國通過商鞅變法，國力強盛，統一六國的條件已經具備，在客觀上有了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迫切需要，因此，才有韓非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產生。韓非所說的君臣關系與孔、孟所講的君臣關系有很大的區別。孔子認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③君臣關系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孟子認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④孟子還認為，國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還認為殺昏暴之君不叫殺君，而叫"誅一夫"。⑤這里，不存在臣對君絕對服從的問題。《韓非子·備內》認為，君臣之間，國君與其家庭成員和左右親近之間，都充滿著尖銳的矛盾。他說，群臣服從國君，并不是有骨肉之親，而是受到國君權威的束縛，不得不如此。事實上，朝廷里如《韓非子·楊權》所說：是"上下一日百戰"。"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一旦臣下羽毛豐滿，條件成熟，就可能對國君取而代之。因此，要鞏固國君的地位，就必須加強中央集權。《韓非·楊權》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即把一切大權都集中在國君一人手中，全國各地都對國君負責。《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能獨斷者，故可以王天下。"韓非這種思想，在君臣關系上，是站在維護國君的絕對統治權的立場上說話的，它直接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韓非還提出，為了適應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權的需要，必須統一人們的思想。他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①他主張獨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學說。甚至他反對知識文化，反對藏書，主張焚書。《韓非子·喻老》說："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這種實行思想統治的愚民政策，直接影響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秦始皇采用了韓非的思想，完成了統一中國的事業，這可以說是韓非思想在歷史上取得的勝利。然而他主張嚴刑峻罰、橫征暴斂畢竟太殘酷，秦秦王朝只傳了三代，并且期間發生了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最終秦二世被趙高殺死，繼立的子嬰貶去帝號，稱秦王，向劉邦投降。劉邦攻占咸陽，秦亡，也就宣告了韓非思想的破產。雖然如此，我們對韓非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也不能一概否定。他主張"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②是對"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否定，打擊了舊貴族的特權。這種主張維護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觀點，在當時有其積極的作用。同時，韓非的思想在戰國的末期適應了大一統的歷史發展趨勢，加速了秦統一中國的步伐，也有其進步意義。但是他的封建專制主義和權術思想，卻為以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承襲，影響極為深遠。韓非加強思想文化專制的思想，也為封建統治者沿用。明清兩代更盛，康、雍、干時期達到極點，大興文字獄，嚴重阻礙了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因此，批判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仍是我們歷史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現實意義

目前, 我國正處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變革時期,原來單純靠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方法已經不適用, 需要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因此, 國家提出了 依法治國 的方略, 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 也制訂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國際適用性的法律法規。韓非子“ 以法為本”的主張得到現實的實踐, 成為當代的主流思想。韓非子還強調“ 以法為教” , 也使我們更加懂得, 除了制訂法律以外, 還必須要宣傳法律, 普及法律知識, 讓廣大人民群眾知曉法律, 運用法律, 遵守法律, 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韓非子的“術”是指君王統治的手段和策略, 拿到今天來看, 可以變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對被管理者要進行業務考核, 要讓其名符其實; 對工作有成績的給予褒獎, 對工作不稱職的給予責罰; 在干部任免上要從基層選拔, 韓非子說“ 使宰相必起于州部, 猛將必發于卒伍”( 《韓非子·顯學》 ) , 對于保證管理者的質量至關重要。“ 勢” 就是君主的權力和地位。在現在可以理解為國家權威, 無論在專制時代還是民主時代, 國家領導者和管理者的權威都是必須肯定的。否則政出多門, 言出多家會導致混亂。我們國家正在深化改革, 需要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和積極性搞活我們的經濟, 這就有可能出現“ 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情況, 某些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嚴重, 對于統一的政令采取“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辦法, 致使中央的許多符合中國人民長遠利益的法律、政策貫徹不下去, 最終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也使老百姓對國家的權威性提出疑問。所以我們必須要樹立國家的威信, 以便使法律得以貫徹實施。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 多種價值觀并存, 多種道德觀念碰撞的今天, 重提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非常有必要。雖然我們處于不同的時代, 但同屬新舊觀念、新舊體制更替之時, 我們也必須把“法”放在首要位置, 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輔之以權威和手段, 即: “抱法、處勢、行術” , 使我們的國家更具競爭力, 保證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穩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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