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西平
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伴隨著工業革命成為一種強勢文化，這種強勢文化也影響到東方國家。在中國近代，認為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二元對峙的觀點曾十分流行，當時不少人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只能批判自己的文化，走西方之路。這種西方文化優越論掩蓋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即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曾長期互相影響，東方文化也曾是西方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只是在19世紀西方國家取得了世界發展的主導權后，它們將西方文化標榜為人類最優秀的文化，不斷向外傳播，西方中心主義才盛行起來。
面對西方文化迷信，只有從歷史上揭示出東方文化的價值以及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滋養和影響，才能打破19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的話語霸權，從而徹底走出西方中心主義。
希臘被譽為西方文明之根，西方哲學家們將希臘稱為歐洲文化的童年。但實際上，希臘文化的形成曾受到埃及文化、亞述文化等東方文化的影響。希臘“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說：“埃及人如何來到伯羅奔尼撒半島，他們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為希臘那一部分的國王，別的作家已經記載過了。”他還認為，希臘人是從埃及人那里學會了占卜術，希臘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來自埃及。希臘正是從東方的兩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學習了文字、文學、藝術、宗教和科學技術，才成長起來。對于這一點，西方一些嚴肅的學者完全承認。他們認為所謂的西方文明即歐美文明“與其說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臘、羅馬，不如說系起源于近東。因為事實上，雅利安人，并沒有創造什么文明，他們的文明系來自巴比倫和埃及”。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是歐洲走向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環節，而這兩個西方最重要的文化變革無不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18世紀，當來華的耶穌會士將中國經典陸續翻譯介紹到歐洲后，歐洲形成了一股中國熱。特別是柏應理等編著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出版，引起歐洲思想界的極大興趣。來華耶穌會士一系列介紹儒家思想的著作，對正處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產生了深刻影響。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是當時歐洲最關心中國的哲學家之一，他從孔子的哲學中看到了自己自然神論的東方版本。在西方宗教的發展中，自然神論奠定了解構基督教人格神的神學基礎，自然神論者一般都反對正統神學教條和宗教壓迫，要求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萊布尼茨通過自然神論來調和孔子與基督教的思想，認為中國人擁有一門唯理學說，在某些方面與基督教教義并存。盡管萊布尼茨的理解建立在自身的一套邏輯之上，但他看到了孔子學說中非人格神的崇拜卻是很明確的。《風俗論》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伏爾泰把中華文明史納入世界文化史之中，從而打破了以歐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觀。他說，東方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以前就有自己的歷史，當你以哲學家身份去了解這個世界時，你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藝術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
這段歷史不僅彰顯了中國古代文化的世界意義，同時也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并不是與現代社會完全沖突的，中國的哲學思想也不是與現代思想根本對立的。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其精華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有機內容。而西方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也不是一個封閉的過程，東方文化對它的滋養與影響是無法掩蓋的。但是，現在西方很多學者在對思想發展的敘述中，不再提這段歷史，并設置一個二元對峙的思想文化發展模式，以期在文化上壓制別人。這種做法不尊重歷史，是文化霸權主義的表現。
回顧歷史，明晰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淵源，打破將西方文化等同于現代文化的邏輯，將西方文化還原為一個地域性文化，有助于我們今天確立文化自信。當然，這樣做的目的并不是否認西方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更不是要走向東方中心主義，而是要以平等、開放、包容的姿態，在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鑒中發展中國自己的文化。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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