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強（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唐代秦蜀之間的蜀道不僅是溝通國都長安至益州府（成都）的主要交通要道，也是著名的唐詩之路。從初唐至晚唐五代，千里蜀道線上達官顯貴、文人騷客、商賈販夫來往絡繹不絕。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唐代詩人行旅蜀道者頗眾，初唐四杰、王維、張說、蘇珽、李白、杜甫、岑參、元稹、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韋莊、薛能、孫樵、唐彥謙、王仕裕等著名詩人皆曾入蜀出秦，途經蜀道，留下了數量可觀的蜀道詩，據筆者初步統計，有文獻記載的入蜀知名詩人有150人左右，非知名者就更不計其數。因之蜀道是名副其實的唐詩之路，甚至說蜀道是規模最大的唐詩之路似也不為過。那么，蜀道在唐代何以成為眾多詩人趨之若鶩的詩路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歷史地理學研究表明，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繁榮與蕭條和氣候冷暖變遷有重要的對應聯系，大凡歷史上的文化繁榮時期，相對應的往往是氣候溫暖濕潤期。唐代總體處于溫暖期，良好的氣候條件是唐詩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唐代蜀地是生態環境良好、經濟富庶繁華之地，吸引無數詩人入蜀游歷尋找創作靈感。蜀道唐詩之路的形成是氣候與文學互動的典型反映。唐之蜀道穿越于秦嶺、巴山之間，沿途植被茂盛，古木參天，森林如綠色海洋，因此蜀道詩多是綠色生態詩。李白贊嘆蜀道是“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送友人入蜀》）。劉禹錫則以“云樹褒中路，風煙漢上城”（《送令狐相公自仆射出鎮南梁》）的形象詩句寄予了蜀道美好的想象。張說曾兩次入蜀，對蜀道生態環境印象頗深，其《再使蜀道》詩謂金牛道與褒斜道是“眇眇葭萌道，蒼蒼褒斜谷。煙壑爭晦深，云山共重復”。盧照鄰筆下也是“落花赴丹谷,奔流下青嶂。葳蕤曉樹滋,滉漾春江漲”，呈現一派郁郁蔥蔥的綠色生態景象。蔥郁陸海、生機盎然的蜀道吸引著無數詩人紛至沓來。

　　二

李唐王朝統一全國，定鼎關中，建立了以國都長安為中心輻射全國的交通網絡，水陸驛道，四通八達。“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涂，畢出于邦畿之內。”（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唐代驛路交通大多繁忙，從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描寫即可管窺一斑。相比其他朝代，唐朝中央尤其重視對巴蜀地區的經略，這在對山南、劍南三道主政官員皆出將入相的配置與交通網絡維護方面有充分的體現。同時，蜀地作為唐王朝最為穩定的大后方，每當關中發生動亂，蜀地總是最佳的避難之地，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唐代巴蜀地區的政治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唐代中后期，山南、劍南的節度使主政官員多為出將入相的朝廷重臣。因此，盡管蜀道行旅有“難于上青天”之說，卻并未曾真正阻擋秦蜀之間頻繁的交通往來，大量詩人仕宦游歷蜀地，秦蜀之間諸條蜀道如褒斜道、儻駱道、故道，包括子午道、荔枝道、青泥道、文川道皆有詩人通行足跡。唐代蜀道形成了“北四南三”即秦嶺故道、褒斜、駱谷、子午四道與巴山金牛、米倉、荔枝三道并用的交通格局，入蜀道路選線更加優化。在北魏改道基礎上，唐代褒斜道北線走向已經有所改變，入口由岐、眉間的斜谷變為由鳳翔府散關、鳳州一線西南行，北段與故道匯合，交通容量擴大。總章二年（669）王勃入蜀有《散關晨度》《晚留鳳州》詩，可見所走即為散關、鳳州一線。儻駱道是中唐盛極一時的國驛主道，也是當時詩人入蜀還秦的首選路線，岑參入蜀赴嘉州刺史任，元稹奉使東川辦案，歐陽詹南歸赴閩，武元衡、李德裕、裴度回京述職皆走此線。此外，唐人入蜀也有走隴蜀道，即從秦州南下經禮縣、西和至同谷、河池翻越青泥嶺自興州長舉縣西南經利州入蜀。乾元二年（759）杜甫流寓蜀地，即走秦州、成州、河池、興州西南上金牛道經利州、劍閣、綿州至成都。晚唐時期關中至漢中間還開辟了褒斜道支線文川道（自郿縣臨溪驛沿斜峪河蜿蜒而行，至西江口再沿湑水南下至興元府城固長柳鎮）。大中三年（849），興元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玭奏請新修入蜀文川道不久，詩人孫樵即取道文川道入蜀，并寫下《興元新路記》這篇重要的地理游記。

　　三

蜀道以險峻難行聞名天下，蜿蜒于秦嶺、大巴山高山深峽之間的蜀道許多路段實際上無“路”可行，須鑿石架棧于險江峭壁之上，因此在唐人語匯中“棧道”往往就是蜀道的代名詞。這種狀況一方面說明入蜀道路確實崎嶇難行，但同時對詩人而言也是難得的歷險探奇的人生體驗。唐人蜀道詩中，有許多描寫棧道行旅美感的詩句。“山從人面起，云傍馬頭生”，是李白對棧道上特有景致的驚艷，且富有詩意；“千崖信縈折，一徑何盤紆。層冰滑征輪，密竹礙隼旟。深林迷昏旦，棧道凌空虛”，則是岑參在寒冬中行進駱谷冰雪的豪情抒發；“大散嶺頭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猶寒”，更是雍陶對秦嶺棧道行旅經歷的回憶，類似這樣描寫棧道高險驚心動魄的詩句不勝枚舉。面對飛棧連云的棧道，詩人們所感遇的不僅僅是險峻艱難，更有難得一遇的山地生命歷險體驗。他們并非畏懼不前，而是欣然前往，寫下諸多豪情萬丈的詩句：“猿啼和峽雨，棧盡到江波。一路白云里，飛泉灑薜蘿”（賈島《送穆少府知眉州》）；“奇峰百仞懸，清眺出嵐煙。迥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李德裕《題劍門》）；“捫云裊棧入青冥，鞿馬鈴騾傍日星。仰踏劍棱梯萬仞，下緣冰岫杳千尋”（章孝標《駱谷行》）。這些詩句抒發的不是困頓與恐懼，而是超乎尋常的生命審美感受，履棧歷險，也是唐代詩人蜀道之旅一個重要的心理“拉動力”。

　　四

大量唐代士大夫仕宦入蜀、貶謫入蜀、游歷入（出）蜀，是蜀道詩路形成的重要標志。高適入蜀仕宦彭州、蜀州、成都，岑參入蜀赴嘉州刺史任，元稹奉使東川查勘嚴礪擅賦案，羊士諤赴資州刺史任，武元衡赴益州處理劉辟亂后事宜，李商隱赴東川柳仲郢幕府等都屬于仕宦入蜀。貶謫入蜀的詩人則主要分布于荔枝道即今川東巴渝一帶，元稹流貶通州（今四川達州），韋處厚貶謫開州（今重慶開州區），白居易、陸贄流貶忠州（今重慶忠縣），劉禹錫貶謫夔州（今重慶奉節）等皆是。此外，游歷入蜀者也不在少數，唐朝文人流動性較大，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空間交往自由，流動頻繁，加之蜀地生態環境、社會風情的吸引力，因而仗劍遠游，縱情山水，尋仙訪道入蜀、出蜀者頗多。詩人中，王勃游歷巴蜀，“自長安觀景物于蜀”，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游”，陳子昂出蜀赴長安科舉應試，杜甫自秦州流寓成都，孫樵、胡曾漫游行吟蜀道，皆為詩人自由流動。唐朝多條詩路的出現，與詩人們自由而頻繁的空間交往是分不開的。

詩路的形成是詩人、道路、詩歌三位一體的結合。唐代蜀道詩路有入蜀支線眾多、入蜀詩人數量可觀、蜀道詩歌獨具特色、不乏名家巨擘及其諸如李白《蜀道難》詩歌影響深遠等特點。在唐代，詩人的入蜀路線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單一路線。從詩路題材上看，唐代蜀道詩以館驛詩、詠史詩、棧道詩居多。高山、古跡與棧道是詩人面對最多的自然與人文地理景觀。同樣是詩路詩，唐代江南詩路詩更多的是明山秀水，而蜀道詩路詩則往往是高山險峽，充滿沉郁、悲涼、憂患的格調。同時，蜀道歷史文化積淀久遠深厚，蜀道上戰國秦漢至三國南北朝史跡累累皆是，這一特點決定了蜀道唐詩之路的吟史詩數量可觀，超過其他唐詩之路。唐代蜀道詩有不少名篇佳作，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如沈佺期的《夜宿褒谷口》，李白的《蜀道難》，杜甫的隴蜀道組詩，岑參的梁州組詩，元稹的奉使東川組詩，劉禹錫與令狐楚的蜀道唱和詩，薛能《西縣途中二十韻》等都是唐詩中的經典之作，這使得蜀道詩路詩不僅量大，而且富于歷史文化內涵。

《光明日報》（2025年11月1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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