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的持續升溫，堪稱是當下中國社會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國學熱”中既包含了回歸傳統、追尋自我的理性精神，也帶有極端保守主義、排外主義的盲目，該怎樣評價這一動向，如何將其引向建設與開放，而不是重回自閉、愚昧與虛榮，已成思想界高度關注的話題。
在2015冬季騰訊思享會年終團拜上，著名學者劉東、朱大可、何懷宏和文化評論人周黎明等縱橫論道，對反思“國學熱”、厘清其發展的大方向，有著非凡的意義。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
我們創造性主要體現在物質領域
中國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劇變，這30多年，經濟上取得了非常快速的發展，能不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有一個文化的復興，這是很多人的夢。
在我看來，中國的劇變當然可以從現代性角度來理解。我理解現代性，一個是韋伯所說的理性化，或者說脫魅，再一個是托克維爾所說的平等化。從這兩個角度來理解的話，則現代化簡直可以說是為中國量身打造的。
我覺得中國社會其實早就理性化了，在兩三千年前，商周之際就開始走向一個理性化的過程，當然，它和韋伯所說的理性化還不太一樣，但基本上是朝著脫魅的方向發展，強調人文理性、人間理性，甚至非常實用的理性。所以古代中國的經濟在漢唐以后，在明代和清代都發展到相當繁榮的地步，但是沒有取得突破，沒有取得像西方工業革命那樣的大規模和高速度。究其原因，這里受到了社會結構的限制，社會結構的限制又帶來價值觀的限制。
社會結構的限制在于古代中國是一個等級社會，統治階級的思想占支配地位，比如儒家思想，志不在發展經濟，它另有考慮，所以發展不起來。不是說中國人不聰明，也不是說不節儉，這些市場經濟的德性我們早就具備，勇敢、自由不一定，但是勤勞節儉這是中國人非常突出的德性。
一旦去掉等級制度，雖然價值多元，但實際上是物質一元，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所以中國30多年經濟如此快速崛起。但在這個基礎上能不能夠“文化復興”呢？我覺得可能不太容易，因為兩者發展的動力、結構、條件都不太一樣。我們目前的創造性主要體現在和物質打交道的領域，而和精神打交道的文化、文學、藝術、哲學等，看不到很明顯的轉機。它發展的動力機制恰恰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很難，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中國有個很大的人口的基數，有那么廣闊的土地，也許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特別注意民間出現的一些奇才、怪才，或者說天才的跡象。
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
全球化必須植根于
自己的傳統
托馬斯·弗里德曼寫過《世界是扁平的》，為我們展示了全球化的圖景。全球化是雙重的：一方面，世界開始縮小；另一方面，它也使世界擴大，因為碰撞之后，激發出地方的獨特意識。
在國外，每一次全球化會議，會場外都有人山人海的人在抗議，他們都是在全球化過程中遭遇失敗的那批人，但正像諺語中所說的：“愿意的，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命運推著走。”全球化對于所有地球人來說，意味著一種博弈，而博弈的輸家，將落到被人們置若罔聞的地步。
“五四”以來，由西方文化代表的全球化一直給我們帶來困難，正如辜鴻銘所說：西方文明是兩棲文明，一方面代表了最先進的科學，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最落后的迷信；一方面表現為最清醒的理性，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最為狂熱的說教；一方面帶來了最人性的民主理論，另一方面卻又帶來了最狡詐的政治權謀；一方面帶來了最繁榮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卻又帶來了最飄搖的未來風險……面對如此幻影，只要自己國家還沒有徹底淪為殖民地，只要自己的文明還不乏起碼的主動性，難道就不能主動地去文化選擇和文化利用嗎？
由于長期受到文化激進主義的洗腦，人們往往不假思索、先入為主地把當今遭遇的一切不合理，統統歸罪于歷史。比如胡適，是把國外的漢學家的心態移入進來，他是個內部的人，卻用外部的心態去做研究，即為自我殖民化的突出表現。
如果能從思想上回到雅斯貝爾斯所說的2500年前的軸心時代，仍然能夠平靜地發現，由孔子等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那樣一個獨特的人生解決方案，特別是蘊含那種讓伏爾泰興奮不已的無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類文明史中不可或缺和非常寶貴的財富。
沿著這樣的思想軌跡我們還有理由發出暢想，在全球化的中國的文化之張力中，或許正蘊含或預示著某種真正的解決，而那解決方案絕不會是由某一個文明，不管它多么優秀、優越去碾碎、消解和吞并其他的文明，而是費孝通先生憧憬過的“文明共生狀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在我看起來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是我們這個偉大實踐的終極目標。也就是說這塊土地上未來的文化模式必須是標準現代，由此顯示出對全球化的汲取和適應必須是典型中國的。
著名學者、文化批評家朱大可
應拒絕走入
“地洞模式”
今天國學的問題，正在淪為心靈雞湯。我覺得，要區分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學：一種國學是順從的、奴性的、自我封閉的，拒絕反思，拒絕自我批判，唯我獨尊；另一種國學是批判的、反思的、自由的、開放的、包容的、多元的。
毫無疑問，我更喜歡后一種國學。我判斷兩種國學有四個標準：
其一，國學是多元的，而非獨尊某術，如果形成所謂的儒家專制，國學一定會走向它的絕路。
其二，國學是祛魅的，而不是用來造魅的，國學不是完美的，國學的繼承要進行有效的過濾。那些穿著對襟大褂、留著胡子、行磕頭拜師之禮的人，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造魅。再比如全國掀起的一片洗腳浪潮，成千上萬的人集體洗腳，這和孝的本質有什么關系？與其讓你的孩子跪在你面前像奴才一樣磕頭，還不如讓他挺起他的脊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種洗腳式的表演，難道我們今天不應該把它拋棄嗎？國學里有大量的精華，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24孝，就是古代心理學變態樣本，拿這個來作為我們道德弘揚的范本，這不是出了嚴重的問題嗎？
其三，國學是開放的，而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開放和吸納是國學的全部生命力的源泉。
其四，國學是獨特的，即使它有外部來源，也仍然是獨特的，因為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再創造。但是，它不是用來跟世界對抗的，我經常聽到國學家說，國學是用來跟全球化對抗的一個盾牌，以把中國跟世界區分開來，把國學變成了一個防御性的武器。然而，中學和西學不是對抗的，它們是互補的。任何一個偉大的東西一定是互補的結果，我們如果不能認清這一點，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沒有任何好處，把國學和西學作為一個對立的元素，我認為是一種偽國學。
我想講一個卡夫卡的小說，叫《地洞》，描寫了一個無名的動物在地洞里面，不斷感覺到外部威脅在逼近，它不斷地改變它的坑道，改變它的居住的那個洞，不斷地填掉這個，再開挖另一個新洞，他不知道無名的威脅將來自什么方向。我認為，這是卡夫卡的恐懼，而很多的中國人到今天為止依然沒有辦法擺脫這樣一種恐懼。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們應該拒絕走入卡夫卡的“地洞模式”，我們不是21世紀的東亞文化鼴鼠。
文化評論人、影評人周黎明
不應用討好的方式走向世界
我的本職工作是用英文寫作，幾乎每天都碰到這樣的問題：怎么把中國的概念、中國的詞語介紹到世界上，讓人家了解。
我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上的大學，今天看到英文介紹中國的文章，不管是文化方面，還是其他方面，都比那時好很多了。但仍然有不少奇特的現象，政府曾出了一本寶典，要把“包子”、“餃子”作為音譯推出去，可外國人就是不接受。反而“白酒”這個詞，誰也沒有推，去問外國人，用拼音他們是知道的，當然，這只限于對中國很了解的外國人。
像這樣小的細節非常多，一個文化要走出去，是由成千上萬這樣的小細節組成的，即便在過去30年中，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跟林語堂的水平比，還是差得非常遠，回頭去看看林語堂的書，里面用文字表述我們的文化，向西方介紹我們文化方面，所達到的水準，是我們今天的好多倍，我們現在最好的專家真的遠遠不及他。
從電影的角度看，現在有兩種方式在往外走，一是賣弄我們中國文化的表象，從西方角度看就是異國情調，比如紅燈籠、舞獅子啊，其中大多數是民間藝術、民間工藝，如果你把這些元素放大，刻意來討好西方人的話，那么，傳遞的并不是中國文化的精神。
而另一種往外走的方式，如電影界的李安、舞蹈界的林懷民、戲劇界的賴聲川，他們都是橫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在他們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地道的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但不是跟西方對立起來的，而是把西方的元素、西方的表達方式徹底變成自己的東西，最后做出來的一個作品是完全屬于他們自己的。我覺得，這才是高明的，是一種非常成熟的藝術家的心態，而不是說我要做一個很中國的東西，為了在西方獲獎。
我希望我們現在、未來藝術家，不管他吸取的養料是來自國學還是來自西方，最終是要表達他自己，做出既能代表他自己，又能代表我們整個時代的作品，然后為西方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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