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憲政民主的由來及實質

西方憲政民主源遠流長。一般認為，西方最早產生憲政民主的國家是英國。英國的《自由大憲章》于1215年訂立，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權的法律。文藝復興后，西方中世紀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神權被徹底否定，但走上統治地位的封建王權的專橫又讓逐漸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深惡痛絕。于是，1688年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英國資產階級同封建勢力相妥協后使英國走上了“君主立憲政體”的資產階級憲政之路。1787年，美國制憲會議產生了第一部資產階級成文憲法，確立了“民主立憲政體”，確立了美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聯邦制、總統制、三權分立制、司法獨立制。1789年法國發生了大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勢力，最后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立憲政體”。自此之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多以英國、美國、法國資本主義憲政制度為藍本建立起本國的政治制度。所以，一般認為憲政民主無非是兩種形式，即君主立憲政體和民主立憲政體，而且民主立憲政體是主流。資本主義國家憲法明確規定了包括兩黨制或多黨制、普選等在內的政權組織形式。

西方憲政民主的實質是什么？從其產生的過程看，它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成果；從其代表的階級利益看，它代表和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從其理論基礎看，它是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為邏輯基礎；從其價值取向看，它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與落腳點的。值得說明的是，最初的西方憲政民主框架和“包裝詞”帶有很濃厚的理想主義情結，“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理性、共和”這些外包裝具有極大的誘惑性和欺騙性。但是在運作過程中卻暴露出很多缺陷：一是兩黨制及多黨制演變成了“輪流坐莊”，而“輪流坐莊”的實質是“輪流分贓”，以實現黨派利益的平衡。甚至在利益分配不均而無法取舍時而出現了所謂的“聯合執政”。可見，兩黨制和多黨制代表的是各黨派的利益，而置社會底層和非黨派利益于不顧。普選這種形式大多演變成金錢競爭的形式，而社會底層因為缺少金錢的支撐，他們即使能組建一個政黨也沒有話語權，更談不上在社會利益分配中分得一杯羹。二是由于西方憲政的運行過于依賴私有制和金錢，因此公權力的運用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控制，從而使得其作用發揮受到限制，特別是在處理重大社會危機和推動社會發展方面表現出能力不足。三是由于西方憲政是以私有制為邏輯起點，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之分權、控權、限權的模式，使得其政權運作效率很低，行政機關缺失執行力，國家治理能力低下。了解了西方憲政民主的實質，國內一些人的觀點也就不攻自破。

中國不能效仿西方憲政民主模式

中國之所以不能效仿西方憲政民主的模式，一是因為西方憲政民主模式原本只是理想中的模式。實踐當中西方憲政模式面臨了許多困境，他們自己也在不斷地進行自我修正。二是具有西方憲政之表征的普選是在其經濟騰飛之后的事情。馬丁·雅克指出：“民主不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脫離歷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缺乏相應的環境，民主不但不會奏效，甚至還會帶來災難”；“中國經濟騰飛差不多才剛剛完成一半，雖然已經經歷了20年的發展，但仍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農村”；“在經濟騰飛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毫無疑問會存在一種內在的集權主義，為了實現某個單一目標而將所有社會資源都調動起來的需求”；“由于各國在歷史、傳統以及文化上的差異，其民主形式也千差萬別。”而且，在中國經濟未完全騰飛之時，還需要政府集中精力來發展經濟，來解決發展中的矛盾問題，來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按照世界銀行發布的最新標準，一個國家要完成經濟的騰飛，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人均經濟收入要達到12616美元。我國人均經濟總量在2012年達到6100美元，2013年達到6700美元，要完成經濟的騰飛還有差不多一半的路程。事實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民主進程與經濟騰飛是同步進行的，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大都如此，甚至英國、美國的民主進程差不多都是在經濟騰飛完成100年之后。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頭幾十年，甚至到了1850年，也只有大概1/5的男性擁有選舉權，到了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絕大部分男性才獲得了選舉權。其他西歐國家的情況也都大同小異，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都是比較缺乏民主的。美國黑人和婦女在20世紀60年代才享有選舉權。在不少東亞國家和地區，先經濟后民主這樣的模式同西方發達國家類似，比如日本在經濟騰飛之前根本沒有什么普選權。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沒有一個是在民主環境中實現經濟騰飛的。需要說明的是，馬丁·雅克所指稱的民主是特指普選。三是中國國情不同。如前所述，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現階段必須趕超發展、科學跨越。若中國現階段不集中精力推動經濟的發展，而是搞西方式普選、搞兩黨制多黨制，社會的情形可想而知。國與國之間發展階段不一樣，文化不一樣，歷史傳統不一樣，有些東西無法進行比較。正如我們不能用男人的標準來評價女人，也不能用女人的標準來評價男人一樣。四是人民民主制度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我國人民民主制度在實踐中取得了輝煌成就，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沒有理由不堅持和完善這個好制度，另起爐灶效仿西方憲政模式只會把社會搞亂。馬丁·雅克指出：“亞洲新興國家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政治治理模式，即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和民眾支持率，不僅基于民主選舉，還基于國家推動的能力。”習近平在多次講話中談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值得說明的是，近年一些西方國家別有用心地對外輸出“憲政民主”，對此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在“憲政”“民主”等問題上，為什么西方一些人對中國如此“熱心”和“關照”？而“對于他們掌握的核心技術，我們出錢，他們也不愿意賣？”盡管經濟全球化使得國際秩序保持了基本穩定，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西方國家不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大國實現經濟的騰飛和現代化質的飛躍。近年，西方民主被移植到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后，造成了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分裂、族群對立、政治紛爭、政局動蕩等嚴重后果，這些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值得人們反思。中國現階段發展的是增量民主，以數量換取日后的質量，以時間換空間，所以，對憲政民主思潮不能只看其華麗的包裝外表。當年蘇共演變和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在憲政民主方案的誘導下，從憲法中取消了堅持蘇共領導地位，從而使得在蘇聯搞多黨制合法化，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反成了“違憲”。憲政話語在中國炒熱的最初源頭可溯及20世紀90年代初，之后國外有團體贊助經費支持一批游離于體制外的自由職業者及中國一些大學、研究機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鼓吹憲政，企圖用西方的“憲政民主”改組中國的政治體制。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和警醒的。

(作者為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副校長)

(摘自《學習論壇》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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