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對于如何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問題迅速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各種解讀、闡釋紛至沓來。筆者以為，要準確領會這一概念的精神實質，需要厘清和回答好如下四個認識問題。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新常態具有怎樣的邏輯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新常態的邏輯關系，概括地講，就是形勢與任務的因果關系。形勢決定任務，只有認清了形勢，才能制定出符合實際的任務和措施。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黨中央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而作出的科學判斷和重要部署。
明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即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但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經濟發展階段發生了顯著變化。從國際環境來看，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世界格局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大勢沒有變。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經濟延續疲弱復蘇態勢，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比較大。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醞釀興起，世界各國都在進行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和發展創新，一些發達經濟體加快構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制定全球經貿投資新規則，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從國內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背景下，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創新驅動等新的增長點。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客觀狀態，具有內在必然性。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中央提出了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戰略任務，并強調，這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實現這一戰略任務，千頭萬緒，其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必然要求和關鍵舉措。
相比于我國經濟此前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市場供求關系由之前的總體上供不應求轉變為供過于求。過去，我國生產能力滯后，經濟發展曾長期處于總體上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階段，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擴大投資、提高生產能力上，通過增加投資、擴大出口、刺激消費這“三駕馬車”的驅動，有效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現在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和發展，我國經濟發展的許多領域已經出現了供過于求、產能過剩的現象；而且情況更為復雜：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地區發展差距的拉開和產業分工的細化，需求結構日益多元化、復雜化。與此同時，面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蘇乏力的局面，各國都在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政策，在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情況下，這些調整的影響無疑也會傳導到國內，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綜合分析可見，這些矛盾和問題是極其復雜的，是總量問題與結構性問題交織、需求問題與供給問題并存、內部本身問題與外部輸入問題同在。
面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如果思維方式還停留在過去，試圖一味靠擴大投資規模、搞強刺激政策來提高發展速度，作用是比較有限的，而且可能還會掩蓋或加重一些問題。因此，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適時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可以說，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抓住了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牛鼻子”。
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是意味著實行需求緊縮或者放松需求管理？
黨中央多次明確強調，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兩句話是一個整體，不能割裂開來，更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
在需求與供給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國經濟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轉化成結構性問題；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中需求側、供給側都存在，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由此出發，當然要重點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主攻方向，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效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抓好供給側的同時，不能忽視了需求側。雖然當前我國經濟不少領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現象，但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國市場需求已經完全飽和了。比如，有的產業和地區表面上看需求已經“飽和”，實際上是“假飽和”，其中不少供給是低端甚至無效供給，真正有效的供給并不充足；有的產業和地區需求不足但供給過剩，明明供給已經嚴重超過該行業和地區的需求，還在源源不斷地生產；有的產業和地區需求旺盛但供給不足，從產業上看，那些生產科技含量高、質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的產業，以及那些偏遠落后的貧困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所以，需求側的問題仍然存在，在重視供給側的同時，不能忽視了需求側，既不能再像以往那樣搞強刺激，也不能非此即彼搞需求緊縮或忽視需求管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
總之，供給和需求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二者緊密相連，不可分割，互為條件，相互轉化。在處理二者關系問題上，既要堅持兩點論，兩手都要抓；又要堅持重點論，根據經濟領域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變化，分清主次，著力解決好重點問題。
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搞新的“計劃經濟”嗎？
有人擔心，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搞新的“計劃經濟”。這當然是一種誤解。自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們黨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注意把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機結合起來，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需要堅持的重要原則之一，不能輕易改變。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根本目的是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更加注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比如，企業競爭機制方面，那些長期處于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狀態的“僵尸企業”，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而勉力維持，占用和浪費資源配置；流通體制方面，由于各行業、各地區設置的條條框框過多，導致運輸效率低下，物流成本高企，推高了商品的價格，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要搞新的“計劃經濟”，更不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特別注意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雖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 “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本身具有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弊端，會導致“市場失靈”現象的出現，這就需要政府及時補位，進行合理的調控和干預，保障經濟健康發展。因此，具體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上，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應該通過適度的宏觀調控，解決好那些通過市場自身配置不能提供有效供給的問題。
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照搬西方供給學派的主張？
對于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觀點認為，這說明凱恩斯主義不行了，要靠供給學派和里根經濟學解決問題。這種觀點犯了舍本逐末、照搬主義的錯誤。
我們應該堅持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我們之前沒有照搬照抄過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現在也不會照搬照抄供給學派和里根經濟學的主張。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學習、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為什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由我國的社會制度和客觀國情決定的。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進行的，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注意防范和避免市場經濟本身的弊端，這是我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脫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遵循和前提，盲目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必然會舍本逐末、迷失方向。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持續低迷、失業問題嚴重、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等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所揭示的那樣，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上下功夫，把二者的優越性都發揮好，推動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對西方經濟學理論（包括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在內），我們當然要注意加強研究和學習，借鑒其有益成分，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不加鑒別地照搬照抄、食洋不化。西方經濟學中關于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生產與消費、市場與競爭、貨幣與金融、成本與價格等方面的知識和觀點，我們當然要注意學習和借鑒。但這里有一個怎么學習和借鑒的方法問題。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都有一個如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中國化的問題，難道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理論主張，就可以囫圇吞棗、照單全收嗎？這顯然是不行的，其中必然要有一個依據中國具體實際、對照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進行鑒別取舍、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以供給學派的主張為例，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供給決定需求，社會供給能力越強，需求就越大，在市場經濟中供求可以自動達到均衡；因此，主張自由充分競爭，反對政府過多干預，主張減稅刺激投資，反對過多社會福利支出，主張保持貨幣穩定，反對通貨膨脹，等等。客觀地講，其中有些觀點和主張，對于解決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面臨的一些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有積極的借鑒和參考價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比如，無視資本主義遭遇的幾次大的經濟危機的實際教訓，迷信市場萬能，反對政府的必要干預；癡迷于供給、結構分析，重視供給管理，忽略需求、總量分析，無視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類經濟現象，不深入分析產生經濟現象的制度因素。這些缺陷，是我們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應該注意克服的。
總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結合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既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既重視供給側，又關注需求側，既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在這些方面，我們必須頭腦清醒、思路清晰，切不可在一些關鍵的認識問題上不清不楚、糊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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