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延續了幾千年，文化傳承深厚，有著自己的精神支柱、價值系統和美學追求。孔子、儒家價值觀的“仁愛忠恕之道”，中華美學精神中的知、情、意、行的統一，都曾對西方文明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比如，中國傳統價值觀中的責任先于自由、義務先于權利、群體先于個人，是一代代累積起來的，這個“先于”，今天一定不能拋棄，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尊重自由，不理會個人、不關心人的權利。還有，中國人歷來重視潛移默化的教化，主張講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最終要落實在個人身心的實踐上，主張通過文化的成風化習之力來實現天下歸仁，這種傳統在當今更不能拋棄，因為我們的社會發展、核心價值觀與這一切有著血肉相依的密切聯系。

文以載道與“詩教”育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優秀文藝作品，才能吸引、引導和啟迪人們，這對我們當前的文藝工作具有非常強的指導意義。回眸歷史，我們向來強調的詩教與文以載道，是一條源遠流長、綿延不息的長河。比如，人們推崇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里面有“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這樣見賢思齊、追古仰賢的鮮明表達；人們喜愛他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是因為“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樣的句子，已經成為天下文人自覺追求的職責。

中國文學歷來實踐并推崇的“興觀群怨”，同樣致力于對人心的影響，這是一種講究人的心意與表達之間有機聯系的詩教之道，是讓人自然而然地洗滌心靈，激發生命力、使命感的良好方式。葉嘉瑩先生認為“興”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詩歌里真正的精華，在于其對人心的巨大影響。孔子說過，做人的道理第一就是“興于詩”，“哀莫大于心死”，“興”是一種感發，它能使人發自內心地產生一種生生不息的活潑生命，詩可以給人這種興的感發，讓人對生活產生興趣與感恩。如果說我們的文藝創作因富于感發和聯想作用，從而能夠使人易于感發、時時聯想到做人的道理，文藝便成功了，教育也成功了，詩教就是寓教于樂、寓教于“興”的事業。

再比如，中國人千百年來與梅、蘭、松、菊為友，把美人喻為香草，同樣是詩教長期形成的結果。《古詩十九首》第六首開頭說：“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詩中的芙蓉花、芬芳的香草，都是中華文化的獨特語碼，具有多重象征寓示。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你的美好是要有人欣賞的，你肯定愿意為一個你喜歡的人獻上你的美好。你采的這么芬芳美好的東西，要送給誰呢？贈給所思念的、在遙遠地方的那個人，最值得送的那個人，而非隨便送給他人，一個“采蓮”就包含了這么豐富的文化信息，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人的情感、溝通的特殊表達方式。這類例子反復出現在文藝經典之中，展現著對美好價值的不懈追求。當代文藝創作、文化產品生產，就應貫穿這樣的精神氣質。

美學追求與民族性格養成

人貴為萬物之靈長，必然是文化的產物，人類說到底是需要精神星空和靈魂地平線的。人類自身應對自然、社會和生活難題等方面的廣有作為和大有作為，要通過文學藝術創作得到反映，從而為人性增添美的光彩。文藝創作有益于人感受美、享受美，同時有助于人的心智養成，以及有助于人精神的詩意棲居。顯然，人類不只滿足于動物性的吃喝拉撒，不只滿足于感官享受，哪怕是所謂的惡棍，心中也會有柔軟的一角，忍不住在金錢利欲之外尋找點什么。在這個時候，人類文學藝術寶庫中所蘊藏的感動與美妙，就會成為出現在每個人眼前的新生之門。

文藝表達是一個民族思維方式、應對世界方式的具體反映，是一個民族美學追求的集中體現。中國作為對世界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國度，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同樣形成了自己的美學傳統。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這樣說：“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的統一。”這就深刻指出了中國審美表達的一些本質特征，這同樣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比如，中國文學強調意象與心意的關系，虛實結合，計白當黑，于是我們文學記憶構成總是具體又感性的，中國詩歌不是說教，而是以形象訴諸人的記憶，引導人們養成聯想的能力，遇到某個景，便想起一首詩，想起一種意境，“詞——景——情”構成的集體無意識，令詩的意境穿越千年達到心意溝通。如在春天，人們就聯想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和“蜂蝶紛紛過墻去，卻疑春色在鄰家”；在夏天則想到“接天蓮葉無窮碧”；秋天有“老樹呈秋色、苒苒物華休”這樣的句子；冬天則有“晚來天欲雪、紅泥小火爐”。如果我們形容思念之情，則有“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說到“愁”，則有“佇倚危樓風細細”，等等。托物言志、寓情于理、寓理于情的特征是顯然的。

文學藝術表達的方式是豐富多樣的，與人的文化養成、思維方式緊密聯系在一起，是不同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不同表達習慣和途徑，是民族性格的反映。文學藝術作為關乎靈魂的精神活動，往往是作為人智力養成的重要部分而存在的，是地域、種族、文化諸種因素合力的結果。一個民族優秀的文藝總是能夠沿著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美學特征的軌跡發展，好的文學藝術作品，總是在遵循民族傳統自身規律的前提下，盡可能呈現人智力迷宮的深度與情感城堡的險峻，從而雕刻出靈魂的懸崖與思維的瀑布。文學藝術創造中的開放性、豐富性，使得這個天地格外開闊，在世界文化風云激蕩的當今，只有堅守自己民族的美學追求，堅守中華文化情懷，才能在創作中找到多元入口與出口，從而實現走向文藝和文化的復興。

民族語言與心靈的詩意棲居

從某種意義上說，語言是我們文化的一切，是我們的心靈、我們的家園、我們的棲居地。文學之為文學還在于她能夠發揮語言的魅力，使之產生感奮人心的作用，文學素為語言的魔方，語言能夠百轉千回，使之千百年來構成和影響著人的思維，潛移默化著人的心靈。有位英國作家在談到自己寫作的原因時說，他的沖動之一是出于“美學熱忱”，就是“感知外部世界的曼妙，或者換言之，感知文字和它們的正確排列的曼妙。享受音節碰撞連綴帶來的愉悅，享受好的作品——散文的穩健、小說的韻律——帶來的愉悅。希望與世人分享諸如此類的個人體驗”，他還說，“只要是列車時刻表水平以上的書籍，都不能完全脫離美學方面的考量”。文學語言的魔力就是如此之大。

中國的語言體系、價值取向同樣來自我們的傳統，中國文學語言的獨特審美風格，節奏美、韻律美，以及所展現著的語言力量，反映了中國人在思維、修養等方面的獨到之處。中國古典文學的音韻和諧、字句鏗鏘，塑造著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每當我們讀到“泉眼無聲惜細流，樹蔭照水愛晴柔”“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心中就會涌起難以言表的情愫，而所有這些，對中國人的精神養成無不具有很強的潛移默化作用。如果說美是一種無聲的競爭力，語言則是帶著自身美學價值的力量，關乎文學表達，關乎中國人心靈的安放。維護發展好中國的語言，就是對中華傳統的最大尊重。

1800年，英國詩人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第二版序言里說，“目前有許多在過去時代里并不存在的因素，正在向人類心靈的鑒別力合力進攻，使它趨于遲鈍，不再能自愿地進行努力，陷入一種近乎未開化的愚昧狀態”，他認為，一個作家所能從事的最有益的工作之一，就是努力培育和增強人的心靈的美和尊嚴，使人的心靈能在不使用猛烈刺激物的情況下趨于振奮。詩教也好、語言美也罷，一定能夠有助于我們避免“愚昧狀態”，避免“心靈趨于遲鈍”。

所以說，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之所以都講究詩意棲居，是指在接受了文化熏陶之后，對生存有了新的期待，于是，這個詩意肯定不單指環境好，棲居還要包括有好的文化生存條件——別人提供的、自己創造的。我們總愛說“鄉愁”、“詩意”、“情懷”，語言與之密切相連。同樣的語言會尋找到同樣的美好，不同的人操著共同語言，于是會找到心靈隱秘的“詩意”，在憂愁、苦惱或失意的時候有所依傍，能夠駐足反思回味。語言為傳統、為詩意棲居留出心靈的空地，接納對世界的認識，涵養自己的心境，傳承民族的傳統，同樣有風成化人的威力。（梁鴻鷹）

作者簡介：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文藝報》總編輯，中國作協全委，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會理事。

出版文學評論集《守望文學的天空》、《文學：向著無盡的可能》、《向道與叩問》；譯作《圣經中的猶太行跡——圣經文學導論》、歷史文化專著《阿西莫夫詮釋人類萬年》、英國長篇小說《致命的冒險》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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